职普分类发展,职教占比有提升空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发展,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2019届学生的升学路径为例,2016年1429万初中毕业生中809万人(56%)分流至普通高中而535万人(38%)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3年后的2019年1287万人从中等学历教育毕业,431万(34%)进入大学本科,484万人(38%)分流至职教!
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评价指标,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然而,我国各地家长都存在严重的教育焦虑,尤其在中考时,很多家长都抱怨我国初中毕业生有一半要进中职,上普高难,导致中考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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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一时间被追责、处理。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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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职教有提升空间.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
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