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普分类发展，职教占比有提升空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发展，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2019届学生的升学路径为例，2016年1429万初中毕业生中809万人（56%）分流至普通高中而535万人（38%）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3年后的2019年1287万人从中等学历教育毕业，431万（34%）进入大学本科，484万人（38%）分流至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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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评价指标，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然而，我国各地家长都存在严重的教育焦虑，尤其在中考时，很多家长都抱怨我国初中毕业生有一半要进中职，上普高难，导致中考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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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职教有提升空间.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

　　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一时间被追责、处理。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1高考奠定人才分层基础，职普分流匹配产业需求高考实现人群的自然的筛选和分层，形成普教和职教自然的区分。陕西、广东、山东和辽宁等高考大省的一分一段分布占比均呈现正态分布，说明高考的筛选制度有效地将学生按照学术水平高低进行分层，实现高等教育的因材施教、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中游学生居多导致有限的本科院校资源供不应求，部分学生的教育需求必将由职业教育承接。高考制度的分层，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匹配成本，在人才到产业的嫁接中具有重要意义！

　　每所学校都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如何形成高等教育合理结构？升学政绩观，是制造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乱像的重要根源！可以说，不扭转升学政绩观，我国的教育生态就会扭曲，既要办中职、高职，又歧视中职、高职，这怎么能办让每个学生人人有出彩机会的教育？怎么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全*普及化时代，升学政绩观必须扭转了！去年，***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