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考奠定人才分层基础，职普分流匹配产业需求高考实现人群的自然的筛选和分层，形成普教和职教自然的区分！陕西、广东、山东和辽宁等高考大省的一分一段分布占比均呈现正态分布，说明高考的筛选制度有效地将学生按照学术水平高低进行分层，实现高等教育的因材施教、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中游学生居多导致有限的本科院校资源供不应求，部分学生的教育需求必将由职业教育承接。高考制度的分层，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匹配成本，在人才到产业的嫁接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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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职业教育为何存在低人一等以及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就与各级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简单来说，以重高率(被重点高中、示*性高中录取的人数比例)、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在矮化、贬低中职教育，告诉家长、考生，中职是低于普通高中的教育。以一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学校办学，就是在矮化高职教育，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学校办学的情况，这也就引导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以升学为导向组织教学!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6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职教有提升空间！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应当是更多高校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职业技术人才为目标.但是，我国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甚至高职院校不安于定位，纷纷想提高办学层次，办综合性院校。除了高考时，地方政府用重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办学，刺激社会的名校情结、歧视高职教育之外，就是评价高职、地方本科办学，近年来盛行升学率指标，如以考研率评价地方本科院校办学，以专升本率评价高职办学，这种评价导向，与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背离的.

　　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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