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D公司从2004年起进口A产品，归入税号2936，适用税率4%.2007年6月，D公司经P海关又进口A产品，申报税号仍为2936。但P海关认为其应被归入税号2938中，适用税率为6！5%。D公司提出异议，随后按6。5%税率支付保证金后提取货物.2007年7月，P海关电话通知D公司货代的报关代理：海关总署认为该票A产品应当归入税号2940，适用6%税率。目前《归类问答》已经出来了但不能发给D公司。

　　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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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辩护要点在上述办案思路的指引下，主办律师采取了如下辩护策略，以论证D公司的行为没有违法，更不构成犯嘴！《归类问答》、海关总署网站上的信息、《缴税通知》都不是D公司进行归类的法定依据!1、《归类问答》是海关系统内部的未经适当程序公开的文件，不是商品归类的法定依据。本案中2007年7月P海关电话告知D公司的货运公司的报关代理，《归类问答》已经出来了但不能发给D公司!这一行为显示海关工作人员将《归类问答》作为海关的内部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而《归类问答》仅是海关系统内部未经适当程序公开的文件!

　　第二，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D公司不负有将其归入2940品目的法律义务。本案中A的“商品归类明确”是认定D公司是否走斯的一项前提。道理很简单，“归类不明”就是“法律法规不明”，在法律法规不明的情况下，海关也就欠缺执法依据.那么究竟应如何判定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A归类是否明确。1、从广泛存在的争议来看，A应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本案中D公司与P海关之间一波三折的归类争议的过程、中国各地海关对A归类不一的现象，以及D公司取得的国际权威化学专家意见、同行意见和荷兰海关签发的适用于整个欧盟的强制性命令等充分表明：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应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而D公司将此项产品归为2936品目已尽到了“合理谨慎”!

　　3、《缴税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法律效力!P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不是法定的归类依据!退一步说，如果《缴税通知》可以构成归类依据的话，那么P海关与T海关、J海关之间的《缴税通知》存在矛盾，那么，究竟哪份《缴税通知》应具有归类依据的效力呢?总之，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语境下，结合本案之事实，确定海关系统内部的《归类问答》具有法律效力并以此追究进口商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违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法律理念上的“退步”，无法令人信服!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荷兰海关的命令!荷兰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的创始成员方！我国于1992年也加入了该公约。然而对于A，荷兰海关也将其作为VC并归为2936品目，而未归入2940品目.这一现象说明，根据为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所全部接受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将A归入2940品目是有争议的、是不明确的。2、从纯粹的归类技术层面说，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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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公司据此办理了补税。2007年6月，D公司根据供应商要求开始在T市进口A产品，仍旧沿用了税号2936。2007年8月之后也并未更改。2008年10月28日海关总署第76号公告正式对外公布，明确A的商品税号为2940！同时明确决定在公布发布之日起执行！2008年11月初，D公司向T海关申报进口的A货物申报税号仍为2936.该批货物随即被T海关扣押.2009年1月5日，S海关（T海关的上级主管海关）以涉嫌构成公司走斯普通货物罪对D公司予以立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