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公司据此办理了补税。2007年6月，D公司根据供应商要求开始在T市进口A产品，仍旧沿用了税号2936.2007年8月之后也并未更改！2008年10月28日海关总署第76号公告正式对外公布，明确A的商品税号为2940.同时明确决定在公布发布之日起执行。2008年11月初，D公司向T海关申报进口的A货物申报税号仍为2936!该批货物随即被T海关扣押！2009年1月5日，S海关（T海关的上级主管海关）以涉嫌构成公司走斯普通货物罪对D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

刑事律师的作用

　　2、海关总署网站上的信息也不是商品归类的法定依据.海关总署网站在公布“W-2-5100-2007-0007”号等归类决定的同时在“归类信息查询说明”中特地指明：“海关网站上查询可得的归类决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与海关总署制定正式公告文件有严格区别；具体商品归类决定、归类裁定时间效力应以海关总署制定正式公告文件为准”！也就是说，在海关总署网站查询得到的归类决定信息，只是海关对未来可能生效的一些文件提前进行通告，明确表示其自身没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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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D公司向其客户提供的宣传材料看，A是L公司的专利产品，是一种更为稳定的VC！从上海海关向广州归类分中心申请归类决定时对A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该商品是维生素C上的基团被葡萄糖取代而得的产物”，“通常用作护肤品的原料，具有美白抗皱的功能，是利用了维生素C的特性”.从功能用途、商品价值上看，VC构成了A的基本特征.这里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在许多国际权威的化学专家看来，从分子结构上说A也是VC衍生物，而不是糖醚。

　　3、《缴税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法律效力.P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不是法定的归类依据！退一步说，如果《缴税通知》可以构成归类依据的话，那么P海关与T海关、J海关之间的《缴税通知》存在矛盾，那么，究竟哪份《缴税通知》应具有归类依据的效力呢?总之，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语境下，结合本案之事实，确定海关系统内部的《归类问答》具有法律效力并以此追究进口商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违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法律理念上的“退步”，无法令人信服！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荷兰海关的命令!荷兰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的创始成员方！我国于1992年也加入了该公约。然而对于A，荷兰海关也将其作为VC并归为2936品目，而未归入2940品目。这一现象说明，根据为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所全部接受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将A归入2940品目是有争议的、是不明确的!2、从纯粹的归类技术层面说，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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