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D公司不负有将其归入2940品目的法律义务！本案中A的“商品归类明确”是认定D公司是否走斯的一项前提。道理很简单，“归类不明”就是“法律法规不明”，在法律法规不明的情况下，海关也就欠缺执法依据.那么究竟应如何判定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A归类是否明确!1、从广泛存在的争议来看，A应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本案中D公司与P海关之间一波三折的归类争议的过程、中国各地海关对A归类不一的现象，以及D公司取得的国际权威化学专家意见、同行意见和荷兰海关签发的适用于整个欧盟的强制性命令等充分表明：在76号公告发布之前应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而D公司将此项产品归为2936品目已尽到了“合理谨慎”！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荷兰海关的命令。荷兰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的创始成员方。我国于1992年也加入了该公约！然而对于A，荷兰海关也将其作为VC并归为2936品目，而未归入2940品目！这一现象说明，根据为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所全部接受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将A归入2940品目是有争议的、是不明确的！2、从纯粹的归类技术层面说，将A归入2940品目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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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项被废止的公告，对于“海关商品归类分中心已制发文件（包括归类决定）并对外公开或向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明确归类的商品，如因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违反规定造成海关归类错误而少征或漏征税款的，海关应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予以追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除此项内容被删除外，2003年第40号文中其他的符合立法的程序和形式要件的补税依据则仍然保留，即“在《税则》中有具体列名的商品，在《税则》的类注释、章注释、子目注释、税目结构和《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已明确归类的商品，及海关总署制发文件中明确归类的商品”!

　　此案历经撤案、移送、一审、撤诉等环节，结果D公司及有关涉案人员均未留下刑事或行政处罚的记录!二、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得到货代通知总署归类决定税号为2940，并依海关出具的专用缴款通知书按税号2940补税后，D公司有无将涉案产品A归入2940品目的法律义务。三、律师评析（一）办案思路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办律师认为主要的办案思路有以下两个方面：先从海关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找突破口。本案中的一个关键执法依据是《归类问答》，即广东归类分中心制作的非公开法律文件！

　　2、海关总署网站上的信息也不是商品归类的法定依据。海关总署网站在公布“W-2-5100-2007-0007”号等归类决定的同时在“归类信息查询说明”中特地指明：“海关网站上查询可得的归类决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与海关总署制定正式公告文件有严格区别；具体商品归类决定、归类裁定时间效力应以海关总署制定正式公告文件为准”。也就是说，在海关总署网站查询得到的归类决定信息，只是海关对未来可能生效的一些文件提前进行通告，明确表示其自身没有法律约束力!

　　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