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6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职教有提升空间。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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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学院

　　我国职业教育为何存在低人一等以及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就与各级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简单来说，以重高率(被重点高中、示*性高中录取的人数比例)、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在矮化、贬低中职教育，告诉家长、考生，中职是低于普通高中的教育.以一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学校办学，就是在矮化高职教育，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学校办学的情况，这也就引导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以升学为导向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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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一时间被追责、处理。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职普分类发展，职教占比有提升空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发展，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2019届学生的升学路径为例，2016年1429万初中毕业生中809万人（56%）分流至普通高中而535万人（38%）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3年后的2019年1287万人从中等学历教育毕业，431万（34%）进入大学本科，484万人（38%）分流至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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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所学校都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如何形成高等教育合理结构？升学政绩观，是制造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乱像的重要根源!可以说，不扭转升学政绩观，我国的教育生态就会扭曲，既要办中职、高职，又歧视中职、高职，这怎么能办让每个学生人人有出彩机会的教育？怎么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全*普及化时代，升学政绩观必须扭转了.去年，***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应当是更多高校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职业技术人才为目标！但是，我国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甚至高职院校不安于定位，纷纷想提高办学层次，办综合性院校！除了高考时，地方政府用重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办学，刺激社会的名校情结、歧视高职教育之外，就是评价高职、地方本科办学，近年来盛行升学率指标，如以考研率评价地方本科院校办学，以专升本率评价高职办学，这种评价导向，与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