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公司向其客户提供的宣传材料看，A是L公司的专利产品，是一种更为稳定的VC!从上海海关向广州归类分中心申请归类决定时对A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该商品是维生素C上的基团被葡萄糖取代而得的产物”，“通常用作护肤品的原料，具有美白抗皱的功能，是利用了维生素C的特性”.从功能用途、商品价值上看，VC构成了A的基本特征。这里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在许多国际权威的化学专家看来，从分子结构上说A也是VC衍生物，而不是糖醚！

　　第二，深入研究商品归类规则!本案是一起以商品归类为缘由而起的刑事案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相比，该类案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涉及到化学、商品分类等多种专业知识，不仅要考虑我国海关的商品归类依据，也要参考其他国家对商品归类上的习惯做法。因此，处理本案的关键点便是能够在法律分析的层面上做到和海关可以平等对话！本案中主办律师通过阐述在海关发布正式公告前争议商品确属“归类不明”的商品，不具备正确归类的可能，从而可以证明当事人并无“正确归类”的法定义务!

　　（二）辩护要点在上述办案思路的指引下，主办律师采取了如下辩护策略，以论证D公司的行为没有违法，更不构成犯嘴!《归类问答》、海关总署网站上的信息、《缴税通知》都不是D公司进行归类的法定依据.1、《归类问答》是海关系统内部的未经适当程序公开的文件，不是商品归类的法定依据.本案中2007年7月P海关电话告知D公司的货运公司的报关代理，《归类问答》已经出来了但不能发给D公司!这一行为显示海关工作人员将《归类问答》作为海关的内部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而《归类问答》仅是海关系统内部未经适当程序公开的文件!

　　无论是从WTO透明度原则还是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府内部文件都不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尤其不能作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从程序上看，海关将当时还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归类问答》向当事人披露的过程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不能复印文件，只能摘抄，或者由当事人按照海关提供的编码在网站上自行查找。此种向当事人公布执法依据的行为也和正常执法程序大相径庭.由此，主办律师认为这是该案关键的突破口之一，即检察院和海关对于当事人的控诉缺乏法律依据。

　　根据该项被废止的公告，对于“海关商品归类分中心已制发文件（包括归类决定）并对外公开或向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明确归类的商品，如因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违反规定造成海关归类错误而少征或漏征税款的，海关应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予以追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除此项内容被删除外，2003年第40号文中其他的符合立法的程序和形式要件的补税依据则仍然保留，即“在《税则》中有具体列名的商品，在《税则》的类注释、章注释、子目注释、税目结构和《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已明确归类的商品，及海关总署制发文件中明确归类的商品”.

刑事诉讼哪家好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及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可以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而本案中的《归类问答》只是海关内部文件，并不是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出于上述的原因，海关总署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时废止了2003年第40号《关于解决因商品归类错误引起的减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税的退、补税问题的公告》。

　　3、《缴税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适用的法律效力!P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不是法定的归类依据！退一步说，如果《缴税通知》可以构成归类依据的话，那么P海关与T海关、J海关之间的《缴税通知》存在矛盾，那么，究竟哪份《缴税通知》应具有归类依据的效力呢?总之，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语境下，结合本案之事实，确定海关系统内部的《归类问答》具有法律效力并以此追究进口商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违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法律理念上的“退步”，无法令人信服！